还有地位以及各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情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内造外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相关，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客观、普适的怀疑，复活了人们对利益的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各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衷自己曾经不愿衷的东西如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的一次临时抛掷？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号的民主青年，转就敲开了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号和利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

情况与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到的那样接有序和就班，如此而已。托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的状态。我那位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符合托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格和危险之。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抛掷落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从某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人们情和思想的面前设置过于混和歧异的路标，让人有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看到这情况：昨天还是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什么病，取决于街售什么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时兴药片的引之下，很快折腾另一副病容。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后咄咄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保守，很可能逐渐移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减退之后，其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这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术之下重返平实。一切适龄的心理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